瑪絲洛娃的案子可能過兩星期后由樞密院審理。這以前，聶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萬一在樞密院敗訴，那就從寫狀子律師的主意，去告御狀。那個律師認為，這次上訴可能毫無結果，必須有所準備，因為上訴理由不夠充足。這樣，瑪絲洛娃就可能隨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發。聶赫留朵夫既已決定跟隨瑪絲洛娃去西伯利亞，在出發以前得做好準備，現在就需要先下鄉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當。

聶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車到最近的庫茲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擁有一黑土的地產，那是他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在那里度過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過兩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帶到那里，同他一起檢查農莊經營情況，因此他早就熟悉地產的位置，熟悉農民同帳房的關系，也就是農民同地主的關系。農民同地主的關系，說得客氣些，是農民完全依賴帳房，說得直率些，是農民受帳房奴役。這不是一八六一年廢止的那種明目張膽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個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受大地主們的共同奴役，有時還受到生活在農民中間的某些人的奴役。這一點聶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因為農莊經營就是以這種奴役為基礎，而他又親自過問過這種經營方式。不過，聶赫留朵夫不僅知道這一點，他還知道這種經營方式是不公平的，殘酷無情的。早在學生時代，他就信奉亨利·喬治的學說并熱心加以宣揚。當時他就知道這個問題。根據這個學說，他把父親留給他的土地分贈給農民，認為今天擁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擁有農奴一樣都是罪孽。不錯，他在軍隊生活，養成了每年揮霍近兩萬盧布的習慣。復員回來后，原先信奉的學已被置諸腦后，對他的生活不再有約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對財產應抱什么態度，母親給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而且竭力回避這些問題。不過，母親去世后，他繼承了遺產，開始管理財產，也就是管理土地，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問題。要是在一個月以前，聶赫留朵夫會安慰自己說，要改變現行制度，他無能為力，莊園也不是他在管理。這樣，他生活在遠離莊園的地方，收取從那里匯來的錢，多少還能心安理得。但現在他已毅然作出決定：雖然他不久就將去西伯利亞，而且為了處理監獄里的各種麻煩問題，都需要花錢，他卻不能再維持現狀，而一定要加以改變，寧可自己吃虧。因此他決定自己不再經營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給農民，使他們完全不必依賴地主。聶赫留朵夫反復拿地主同農奴主的地位進行比較，覺得地主不雇工種地而把土地租給農民，無異于農奴主把農民的徭役制改為代役租制。這樣并不解決問題，但向解決問題邁出了一步，也就是壓迫從比較粗暴的形式過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這樣做。

聶赫留朵夫在中午時分到達庫茲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簡樸，事先沒有打電報回家，而在火車站雇了一輛雙駕四輪馬車。車夫是個小伙子，身穿黃土布長外套，腰身細長，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著一根皮帶。他照一般馬車夫的習慣側坐在馭座上，很高興同車上的老爺攀談。他們這樣一攀談，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轅馬和害氣腫病的瘦驂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們求之不得的。

車夫講起庫茲明斯科耶的那個管家。他不知道車上坐的就是莊園主人。聶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訴他。

“好一個闊氣的德國佬，”這個在城里住過、讀過小說的馬車夫說。他坐在馭座上，側身對著車上的乘客，忽而握著長鞭的柄，忽而握著長鞭的梢，顯然想說些文雅的話來炫耀他的知識，“他買了一輛大馬車，配上三匹草黃大馬，帶著太太一起兜風，嘿，好不威風！”他繼續說。“冬天過圣誕節，他那所大房子里擺著一棵很大的圣誕樹，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見的，還有電光燈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撈的錢真是多得嚇死人！他有什么事辦不到，大權都在他手里嘛。據說他還買了一份好田產。”

聶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國人怎樣管理他的莊園，怎樣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個腰身細長的馬車夫講的話，卻使他不快。他欣賞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時遮住太陽的濃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處都有農民在翻耕燕麥地，看到濃綠的草木上空飛翔著百靈鳥。樹林里除了晚發的麻櫟外都已蓋上翠綠的萌芽，草地上散布著一群群牛馬，田野上看得見耕作的農民。他看著看著，不禁心里又悶悶不樂起來。他問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煩惱？于是他到車夫講的那個德國人怎樣在庫茲明斯科耶主宰一切，為所欲為。

聶赫留朵夫抵達庫茲明斯科耶后，著手處理事務，才克服了這種不愉快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