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六日，李植帶領收稅吏員，到靜海縣曹姓縉紳家征收田賦。到了七月中旬，李植已經在各大衙門中收繳了天津一府二州二十縣的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厘清了天津的稅賦關系。依賴這些文件和實地調查，李植可以向天津鎮的縉紳和農民收稅了。明代的稅制十分復雜，一般來說田賦分為夏稅和秋糧。通常夏稅征收不能超過八月，秋糧不能超過次年二月。明代早期征收田賦以征收實物為主，兼以鈔、錢、金、銀、絹、布。用麥米交納稱為本色，用金、銀、錢、鈔、布、絹等物品折換交納，稱為折色。但經過萬歷朝一條鞭法改革后，田賦以折色為主，也就是上交銀子作為賦役為主。不過一條鞭法并未徹底執行，還是有一部分田賦是以本色糧食的形式繳納。雖然洪武年間明中央政府所定科則為官田五升三合每年每畝，民田三升三合升每年每畝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只是一個最低征稅標準，其制定不是以農業發達地區為依據，而是以絕大多數地區能夠達到的水平為依據。所以科則是可以在“薄賦”原則下有所變動的。對于農業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由于其耕作技術及勞動生產率較高，糧食畝產量可以達到較高水平，因此實際征收時候，會在“薄賦”的原則下制定一個高于五升三合每年每畝、三升三合升每年每畝的科則。天津在萬歷年間的征稅標準，是每畝田征本色四升麥子。各省的實際征收的稅賦水平因為畝產產量和種種歷史原因各有不同，但各省、各州、各縣的征稅總額一經確定后，就基本是不變的。無論人口和田地數量如何變化，各州縣都要將每年需要繳納的田賦攤派到全州縣的田地上。因此，如果一個州縣中不交稅的縉紳較多，賦稅就會全部壓在繳納田賦的小民身上。李植這次整理天津的稅制，讓自己的一個表兄謝良友

負責。謝良友是李植姥姥的妹妹的孫子，算是個遠房表兄。謝良友讀過幾年書，本來是在一家米店里做會計。他兒時和李植便熟識，崇禎八年他見李植平步青云，便主動投靠李植，在李植麾下做會計。干了六年，謝良友已經是高級吏目了。經過幾年的觀察，李植發現謝良友雖然沒有大才，但做事頗有原則，不貪錢財。這次李植在天津鎮征收田賦，需要一個靠得住的人主持，李植便把謝良友推到了前臺，任命他為幕府稅務廳大使。謝良友這幾個月帶領李植雇傭的幾百個會計，在連篇累牘的賦稅文件中苦戰，終于把天津的賦稅情況搞清楚了。李植騎在馬上，問道：“良友，這天津一年田賦，有多少？”謝良友患有治不好的慢性鼻炎，他吸了吸鼻子，在馬上拱手說道：“伯爺，天津有旱田一千八百五十一萬畝，其中大部分是民田，只有六萬三千畝是官田。按照萬歷朝的慣例，這些田地中要征收八十五萬五千石麥子。”“這些田賦中，三成七是本色上交，合計交麥子三十一萬六千石。六成三是折色上交，按往年一石麥子折二兩銀子的折價，天津一鎮要征折色銀一百零七萬七千兩金花銀。”明代官府征稅以后，把征來的銀子統一熔鑄成特殊形制的銀錠，稱為金花銀。當然，熔鑄銀子有損耗。所以官府在征收田賦銀子的時候，還要征收一筆“火耗”銀子。貪官污吏們欺負毫無背景的小民，有時候征收的火耗甚至達到正稅的幾成。李植如今自己雇傭稅務會計征收稅銀，自然就不會藏污納垢允許這種貪腐，很大程度上又減輕了小民的負擔。謝良友又說道：“然而這萬歷朝和本朝有加征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最多的是遼餉，萬歷四十六年，每畝加銀三厘五毫遼餉。萬歷四十七年，每畝再加三厘五毫。萬歷四十八年每畝再加二厘。崇禎三

年，每畝再加三厘。合計每畝加征一分二厘銀子。”“崇禎十年，楊嗣昌定十面張網之計剿賊，朝廷加征剿餉，增田賦銀二百八十萬兩，天津的田地，每畝加征五厘。崇禎十二年，楊嗣昌提議加稅練兵，畝加練餉銀一分。”“三餉合起來，每畝加增二分七厘銀子折色，合計四十九萬九千兩銀子。”“所以合起來，天津一鎮交稅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兩折色，三十一萬六千石本色。”聽到一百五十萬兩一年的數字，李植眼前一亮。這天津一鎮的田賦，果然巨大。如果操作的好，不但可以減輕小民的負擔，還可以為自己創收。李植問道：“良友，這一千八百五十一萬畝田地中，不納稅的占幾成，納稅的又占幾成？”謝良友吸了吸鼻子，說道：“伯爺，經我們的統計，按歷年的田賦收據，這些田地中有四成是完全不納賦的。天津一鎮沒有宗室藩王，這些不納賦的田地主要是有名士紳的。另有三成的田地，是納正常賦稅的。剩下三成，是納重賦的。”“大概有半成的小民，種著薄田，靠挑水灌溉，卻被衙役欺負，要繳三斗以上的田賦，苦不堪。”李植點頭說道：“這么說起來，若是把征收的總賦稅增加二成，并把稅收平攤到所有田地上，讓逃稅的縉紳納稅，我們不但能減輕小民負擔，還能增加一些收入！”謝良友算了算，拱手說道：“伯爺圣明。伯爺平攤田賦到所有田地，最受盤剝的小民因此受益，恐怕這些最貧苦的百姓，再沒有饑餓之苦。”“而伯爺這樣征稅稅賦，每年可以多得折色銀三十一萬五千兩，得本色田賦六萬三千石。這新增的田賦不需要起運，也不需要留存于府、州、縣，可以歸伯爺便宜使用。”聽到自己的新稅制度可以讓自己賺這么多銀子，李植哈哈大笑，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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