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線最后戰役時期的到來，以及西線庫爾斯克會戰的結束，標志著蘇聯歷時數年的戰爭狀態即將宣告結束，而克里姆林宮的工作要點，也即將由戰時的“重軍”轉向“重經”，國家的主要關注點，將從戰爭轉向戰后經濟恢復。毫無疑問，對于如何發展經濟，尤其是如何快速、平穩、全面有效的發展經濟，楚思南并沒有什么認識，毫不客氣地說，他對蘇聯經濟體制上的那些弊端的認知，幾乎都來源于自己曾經在歷史書上所了解到那么可憐的一點點東西。他知道在蘇聯正式解體之前，蘇聯國內，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其他各個方面，都存在種種的弊端。政治上，國內官場腐敗墮落，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蔓延全國，蔚然成風；黨員思想僵化、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左的傾向涉及全黨，造成全國大部分黨員思想上混亂；黨內爭權奪利的現象明顯且普遍，這直接導致國內各項政策的混亂，克里姆林宮不再是為蘇聯人民謀求發展與幸福的所在，而成為了形勢混亂的角斗場；“大俄羅斯”主義的長期蔓延以及克里姆林宮對蘇聯模式的大肆傾銷，導致了整個東歐社會主義群體的離心，“情報局事件”、“科斯托夫案件”、“十二月事件”、“波茲南事件”等等，一系列血腥殘酷的霸權事件，令蘇聯徹底失去了在東歐的民意基礎，從而也為西方國家在東歐地區首先推行和平演變策略制造了機會。在經濟上，蘇聯所存在的問題似乎更為嚴重。早在列寧當政時期。為了應對國外、國內**革命勢力地圍攻，便實施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很顯然，這一項政策，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以及社會發展階段上來講，是必須以犧牲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的，不過這份代價對于當時革命熱情高漲的蘇聯人來說是承擔的起的，而且也是基本樂于承擔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形勢的穩定，人們開始對這項政策有了懷疑，幸好的是。列寧很快意識到了這項政策地冒進性，并立刻予以糾正。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廢除后。列寧開始實行核心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盡管這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得到那些激進地革命者的理解。但是它卻對蘇聯地社會主義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的作用，同時，也為蘇聯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列寧是思慮縝密、頭腦清醒的偉人，但是他的生命顯然沒有他的影響那么深遠綿延，就在蘇聯地各項發展剛剛步上正軌的時候，他老人家撒手走了。在列寧之后，斯大林開始出來主持蘇共中央的各項工作。這位從開始時便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解偏頗，且大受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影響的格魯吉亞人，幾乎是全面的否定了列寧的思想。在經過了一系列大肅反、大清洗和黨內斗爭之后，以高度集中地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的“斯大林模式”，開始在蘇聯的社會體制建立起來。這一模式地作用下，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計劃。完成了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轉變，同時，經濟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成為了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強國。但是，在重工業飛速發展的同時，蘇聯幾乎是放棄了對輕工業以及農業的關注，畢竟這兩個行業的發展，不能在短期內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與軍事力量的迅猛強大。就這樣，在兩個五年計劃結束之后的蘇聯，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坦克，但是卻不能造出足夠配備龐大軍隊的軍服、軍靴，素有“歐洲”米倉之稱的烏克蘭，還在三二年到三三年之間，爆發了史所罕見的大饑荒。眾所周知，對于一個新建立起來的政權來說，統治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應該是盡可能幅度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一個新政權的首要任務，是必須加以貫徹和執行的。但是蘇聯顯然不是如此了，斯大林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前帝俄政策的延續，他將盲目的擴充軍備與爭奪世界霸權放在了國家政策的首要位置，以至于在二戰結束之后，蘇聯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仍舊沒有從戰爭的狀態中走出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持續得到不到提高，各種主要的生活物資匱乏。繼斯大林之后，赫魯曉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這位長期生活在斯大林陰影之下的蘇聯領導人，顯然曾經意識到斯大林模式所產生的錯誤，他也曾試圖進行一場徹底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最終由于國內形勢的壓力，再加上外部的波蘭事件和中蘇論戰，以及他對斯大林徹底的、近乎是瘋狂的全盤否定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使得他最重在改革一途上功敗垂成。老赫同學最終在老勃同志的政變中下臺了，這位出身安全委員會的第一書記，最終慘淡的退出了變化莫測的政治舞臺。而在赫魯曉夫下臺之后，繼之而起的勃列日涅夫原本就是個平庸的家伙，同時，由于他是走政變路線上臺的，所以，在掌權之初，他的主要工作沒有放在改革抑或是發展經濟上。與此相反，他將主要的經歷放在了鞏固自己統治的路線上，毫不客氣的說，蘇聯的問題在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埋下了惡因，而在勃列日涅夫時，這個惡因得到飛速的成長。作為一個既缺乏威信，又能力平庸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為了鞏固自己的同志，一方面大肆收買人心，大搞領導干部終身制，從而直接導致國家政權老齡化，政治生活缺乏活力，求穩惡變。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猖獗。另一方面，為了贏得威信，對外窮兵黷武，勞民傷財。到勃列日涅夫統治后期，蘇聯國庫已經變得空虛乏力，國家經濟停滯不前甚至逐年下滑，那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儼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停滯社會主義”。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先后上臺，必須負責任地說。這兩人，尤其是安德羅波夫。是一個有卓識遠見的領導人。他們都認識到了蘇聯的社會問題是何等的嚴峻，因此。他們不但試圖下大力氣、出重拳打擊國內的腐敗問題，而且前者還試圖從自己的鄰國身上吸取些經驗，例如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很遺憾，這兩位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安德羅波夫執政僅僅十五個月，便因腎病猝然辭世。而他的接任者契爾年科，僅僅在位十三個月便一命歸西了，因此，他們的主張和政策，都沒有來給有效地實施頒布。在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之后，就是聲名卓著的戈爾巴喬夫了。毫無疑問。這是一位偉大地、成功的、功業不菲地蘇聯領導人，他的功業可謂是舉世共睹、千古長存，同樣的。他還是蘇聯歷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領導人。在位幾年時間內，這位領導人做了一件最為驚人的大事，那就是解體了輝煌七十四年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從而將蘇聯的國民，從蘇維埃地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不過前蘇聯的大多數國民似乎對這位解救了他們的領導人頗具敵意，在一九九六年的俄羅斯聯邦大選中，參選的戈爾巴喬夫竟然只得到了百分之一的選票。這還不算，在普京出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之后，俄國家杜馬以“導致蘇聯解體，是我們所遭受地苦難的罪魁禍首”為罪名，向這位和平的前蘇聯末代領導人提出了刑事訴訟。歷史是真實地，它是最無情也是最客觀的老師，《新唐書魏征傳》有云：“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楚思南算不得一個資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國家方面，他沒有什么充足的、可以拿來炫耀的資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個絕大的優勢，那就是他有著對蘇聯社會、政權、體制弊端的充分了解。既然認識到了這些弊端，那么楚思南也就等于是比別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從杜絕這些弊端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去實行自己的構想。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后，楚思南決定將目光首先調整到三個方面上，即經濟調整、政治整頓、軍事恢復。軍事的恢復比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東西兩個戰線上，蘇軍的后續攻勢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以求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結束這場該死的戰爭。當然，軍事的恢復也不是這么簡單的一個問題。在楚思南的考慮中，當戰爭結束之后，為數數百萬的蘇聯紅軍，有必要經過一場徹底的重組。毫無疑問，在歷時數年的戰爭中，蘇聯紅軍的數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擴充，但是與此同時，軍隊的素質也大幅度下滑。按照楚思南的構想，一旦戰爭結束，蘇聯紅軍的數百大軍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裁減，那些戰斗力薄弱抑或是因減員之故而構不成編制的部隊，必須裁撤下去，而那些因體格等因素不適合從軍的士兵，也必須復員回鄉。這是一舉兩得的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提升部隊的戰斗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節省軍費開支。在政治整頓上，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思想上的整頓，一個是從政者行為的整頓。前者，旨在杜絕“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當政時期殘留下來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余毒。楚思南認為，只有做好這一步工作，才能使蘇聯做好迎接戰后國際共運的準備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國際共運，是對別國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蘇聯模式的強行傾銷。很顯然，這不利于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團結，也不利于共產主義世界的和諧，這是一個隱患，必須予以徹底的杜絕。至于說后者，那則是對蘇聯統治階層的整頓。其主要目地，在于打擊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消除蘇聯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特權階層。要做到這一步，楚思南認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安全委員會的力量，畢竟在整個蘇聯，安全委員會的力量無所不在，縱觀整個蘇聯歷史乃至于其后俄羅斯的歷史，數代領導人就是直接出身于安全委員會的，這也包括他楚思南自己。從這方面看。楚思南要想整頓好政權階層，就必須從安全委員會著手。首先整頓好這支主要的反腐力量。這是楚思南第二次對安全委員會實施大規模的整頓，他親自給此時安全委員會的兩位當家人。吉爾尼洛娃、克留奇科夫下了命令，那就是安全委員會中，必須成立一個新地機構￣￣“反腐敗偵察局”。該局的主要任務，就是監督安全委員會各地方組織、人員地廉政操守，該局享有不經司法審理便宣判死刑的權力，總而之一句話，那就是對安全委員會地工作人員。一經發現涉及貪污腐敗案件，無論情節輕重，一律重判重處，從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安全委員會的廉潔性。其后的一系列事實證明，反腐偵察局的工作是成功的，這個在安全委員會內職權凌駕與司法權之上的機構。在數十年的時間內一直保持著它地廉潔。盡管這個機構內部的爭權奪勢斗爭不斷，但是卻從沒有任何一個人涉嫌貪污腐敗案件，甚至毫不客氣的說。這個機構中的人，無論是地方局的負責人，還是總局的負責人，一直都是經濟上清廉地代表人物。而在該局針對安全委員會人員所制定的法規中，每一項處罰的結果都是一場殘酷地，任何一個安全委員會的人員，只要涉及到貪污腐敗案件，委員會之外的官員會被交送檢察機關審理定罪，而委員會內的人員則根本不會被這樣處理，他們直接面對的，就是被安全委員會的同時抄收家產然后秘密處決。而對那些因為涉及到貪腐案件而叛逃國外的家伙，該局也從不放過。一九四七年，伊爾庫茨克州書記蘇切爾科夫涉嫌受賄案件，安全委員會經過調查，判定其有罪之后，其人叛逃南美的英國，并取得了英國政府的庇護。但是短短的一個半月之后，他便被安全委員會的特工秘密刺殺與寓所門口。這一起案件開啟了安全委員會因腐敗案而追殺涉案者與海外的先河，同時，也震懾了那些心存僥幸的家伙。楚思南在蘇聯執行反腐工作的事實證明，腐敗問題并不是無法解決克服，關鍵問題在于，這個政府是否真的有決心下大力氣去打擊腐敗，是否能夠動用專政的手段，給那些腐敗分子抑或是傾向腐敗的投機分子以血淋淋的警示。當首先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嘗試貪污腐敗的“雞”被殺掉的時候，那些試圖追隨其后的“猴子”，便會細細思量，自己伸出去的那只手是不是應該縮回來，他們至少要考慮，自己豁出性命去攢取的那些不義之財，自己抑或是自己的家人是否有機會去享受。楚思南不認為，而且是永遠都不認為應該對那些腐敗分子手下留情，既然他們貪圖那些不義之財，甚至想通過那些不義之財讓自己以及他們的家人過上幸福的日子，那么，反腐者就要徹底絕掉他們的念想。貪污者嚴處嚴判，所有家財全部繳收充公，讓貪污者羞愧而死的同時，還要讓他的家人在一無所有中，慘淡的渡過下半生。至于說經濟上的策略，楚思南就不可能考慮那么完備了，老實說，他對如何治理經濟、如何發展經濟這方面的問題，根本就沒有什么過人的常識。當然，他了解蘇聯經濟體制中所存在的問題，但是有一點，那就是了解問題并不等于就能夠很好的解決、克服問題，這是兩方面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論。的確，蘇聯的經濟模式中，計劃的東西過多，而且對輕工業和農業的重視程度也不夠，但是全面拋開計劃的東西就可以了嗎？那顯然很不現實。轉過頭來說，拋開對重工業的重視，轉而著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抑或是三個方面并重，讓它們齊頭并進就可以了嗎？很顯然，那也是不可行的。不過幸好的是，如今楚思南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同時又是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所以有些問題就無須他自己去親自想辦法了。要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農業之間的發展關系，處理好戰后初期蘇聯經濟工作的重點問題，楚思南所要做的，就是結合他所了解的那部分歷史，提出一些關鍵性的矛盾點，提出工作中所應該注意到的主要問題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大可以交給政府各部門去處理，否則的話，諾大一個蘇維埃部長聯席會議還保留著干什么？就這樣，在楚思南的思想指導下，趁著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高蘇維埃全體會議閉幕不久的時間，蘇聯各軍區代表全會、蘇維埃部長聯席會議先后召開。隨后，按照這兩次會議上所決定的會議精神，轟轟烈烈的蘇聯戰后初期后恢復重建工作，開始展開，此后不久，蘇聯戰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進入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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