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鑲紅旗的普通將士尼瑪察.額保都在開始擔心起大清國的未來了，沈陽城內的滿洲親貴們自然不會看不到大清國未來存在的危機。

只不過這些滿洲親貴限于自己的眼光和經驗，面對這種未來的危機，所采取的應對措施也是極為不同的。

高層一些的滿洲親貴，開始同那些叛逃大明的貴族家屬恢復了親戚之間的往來。像杜度、阿敏、阿山等叛逃大明的滿洲貴族，他們逃亡時也無法把家中的親族全然帶上。而這些滿洲貴族的身份決定了，他們的家人、親族基本都和滿洲、蒙古上層家族有著血緣或是姻親上的關系，比如杜度、阿敏甚至是姓愛新覺羅的。

因此像他們這樣的家庭，黃臺吉最多也只能針對其本人下手，而不是搞什么株連，否則政治上的清洗甚至都要牽連到他身邊的人。像對莽古爾泰姐弟這樣徹底的清算，在滿洲立國以來是極罕見的，也是極為損耗八旗的凝聚力的。

事實上，這場針對正藍旗的政治斗爭造成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就連黃臺吉自己也不認為他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場政治斗爭雖然讓黃臺吉全面清除了莽古爾泰姐弟在正藍旗中的影響，但是也徹底毀滅了投靠大明的正藍旗將士對于大清的歸屬感，自從聽說了莽古濟格格和那些留在沈陽的正藍旗將士的下場后，這些投靠大明的正藍旗將士立刻切斷了同沈陽的溝通渠道，并表示一定會替莽古爾泰姐弟復仇，向黃臺吉討還一個公道。

而在大清內部，雖然各旗對于黃臺吉表面上更為順從了，但是私下里對于兩黃旗的提防卻也更甚，生怕自己成為下一個正藍旗。這也使得黃臺吉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方才解決了這一事件的后遺癥，并以重新恢復正藍旗的方式，緩和了八旗內部之間的緊張沖突。但他也因此而錯過了。崇禎十三年明國大災荒這個有利于大清入侵明國的好時間。

由是杜度、阿敏、阿山等滿洲貴族即便是叛逃了，他們的家人和親族還是能夠得以保全的，只不過是待遇上有所下降罷了。但是隨著大清內部的政治斗爭日趨激烈，連代善、豪格這樣的核心人物都遭受到了打壓，而明國卻捱過了百年一遇的大災荒，這不由讓一些人生起了明國氣數仍在，而大清卻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的感覺。

這樣一來，那些原本被邊緣化的叛逃者的家庭，又被一些聰明人撿起了過去的聯系，重新走動了起來，希望能夠為自己留上一條后路。

至于像黃臺吉、多爾袞這樣控制著大清政治的核心貴族來說，他們自然是不會想著為自己找什么后路的。對于這些拿三國演義當軍事啟蒙教材的滿人貴族來說，他們還是很了解當初諸葛亮說服孫權同蜀漢結盟最重要的一個理由，臣下投降敵國還能繼續當官，君主投降敵國還有什么可期待的未來。

因此哪怕明國已經展現出了一種國勢全面恢復的形勢，可黃臺吉也好，多爾袞也罷，依舊還是在積極的整軍備戰，尋找一個為大清破局的機會。

崇禎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早在滿洲親貴之中傳說的沸沸揚揚的正藍旗復旗終于變成了現實，黃臺吉帶著滿蒙貴族前往了沈陽城外的西教場，先是舉辦了正藍旗復旗儀式，接著又抽調滿、蒙、漢八旗的部分軍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演武，以安定國內的人心。

在這場演武中，最令人矚目的還是一隊正黃旗同漢軍旗混編的火器部隊，這只約為三百人的隊伍采用了全火器編制，身上也只穿了較為輕便的皮甲。但是他們隊列極為嚴整，百人行動猶如一人，前進、后退乃至射擊，都由專人發號施令，和過去的八旗軍隊編練作戰截然不同。

而在這樣的教場演武中，整齊的隊列操練顯然也更為突出一些，更容易讓觀禮臺上的滿蒙貴族們關注到他們的表現。當然除了那些見識太少的蒙古貴族之外，不少滿洲貴族還是非常清楚這只軍隊是如何出現的。而那些經歷過營口作戰的滿洲將領們則更為明白，這只軍隊模仿的正是在營口同他們對戰的那只明國近衛軍。

雖然老一輩的滿洲貴族都知道，大清的軍制、官制乃至滿文字，不是抄襲的漢人，就是抄襲的蒙人，滿人自己流傳下來的傳統，大約也就是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薩滿祭祀習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