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朝會中可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臣僚提出意見，再由皇帝作出裁決。當然如果某些官員認為皇帝作出的裁決并不合適，那么他也可以死纏爛打的同皇帝對峙下去，即便朝會上大多數人支持皇帝也沒關系。

畢竟在這些官員看來，自己是在為民請命，有著身后億萬百姓作為后盾，哪怕他們在朝會上得不到支持，真理也是在他們手中。

不過自從皇帝廢除了給事中駁回圣旨的權力之后，這種死纏爛打的模式漸漸就不流行了。而且在國務會議上。皇帝基本還是遵從于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除了極個別的事務才會采用乾綱獨斷的模式。

這種議政模式的改變，使得參加國務會議的大臣們基本不再視自己的意見為擺設，發和投票時的積極性也比過去高了許多。當然，在這種決策方式改變的背后，意味著國務會議上作出的決策地位已經高于了內閣的決定，國務會議成為了大明朝最高的決策機構。

在過去，朝會雖然是群臣同皇帝議論政務的場所，但是朝會作出的決定并不高于內閣的決定，甚至于有時候皇帝迫于朝會形勢承認的決策，往往又會在事后反悔，通過內閣來進行修正。

國務會議的制度化，不僅利于皇帝進一步集中權力，但是在某種方面而，也讓大明的官員可以不必再獲得皇帝的首肯，通過國務會議的眾議決定，從而轉化為國家的方針政策。因此對于大明官員來說，國務會議這個制度依然是利大于弊的，哪怕是劉宗周、左光先這些前東林黨人，也無法正面挑戰這個新興的議政決策制度，畢竟這一制度維護了大多數高級官員的利益。

因此在投票結束之后，站在反對鑄幣法案立場的大多數人雖然不滿于這個結果，但也只能聲稱自己不會改變立場，而不是死活不讓會議繼續召開下去。因為那就意味著皇帝都不需要繼續同他們商議，而是可以直接通過內閣發布命令了。

朱由檢毫不理會下方這些神情灰暗的失敗者，有條不紊的繼續推進著自己的意志，“既然大多數人已經選擇了支持鑄幣法案通過，那么內閣、戶部連同三家銀行回去后正式出一個報告上來，研究下正式的文本如何頒行。

戶部除了抓緊制定落實這鑄幣法案之外，還要同馮銓所管理的**衙門一起，對于目前我大明海外的各屬國及東協各成員國進行協商，商議各國在大明**銀行開通結算賬戶，以進一步簡化我們同各國之間貿易往來的結算方式。

戶部和**衙門應當協助**、日本、越南、柬埔寨、暹羅等國建立各國的**銀行，并要求這些**銀行將本國的金銀儲備運輸至北京的大明**銀行金庫，今后我國同各國之間的軍火及其他國家間的貿易往來結算，就可以在**銀行的賬戶上進行簡單的劃撥就可以了。這也是海外各屬國向大明展現善意和臣服的最好方式，此事就由**衙門負責主辦，戶部和**銀行各自派人協辦…”

對于皇帝的這一要求，在場的官員們總算是松了口氣，要這些海外屬國存錢到大明的銀行里，這總算是一件好事，也為之前的鑄幣法案提供了一些保障。即便皇帝挪用了銀行里的存銀，總還有這些屬國的存銀可以填補空缺。對于這一條，大家都表示了贊成，就連左光先也沒出聲質疑。

但是在一陣輕松之后，大家還是存在著不少疑惑，在皇帝的連番操作之下，銀行的儲備金銀是足夠充足了，但是沒有糧食的來源的話，以這些金銀為本金印刷出來的紙幣除了推高市場上的物價外，事實上并不能解決大明所面臨的大規模受災的困境。

不少人已經暗暗猜測著，難道皇帝真的是打算放棄其他不重要地區的災民了么。就在這些官員正胡亂猜測時，朱由檢這才繼續說道：“銀行有了足夠的金銀作為資本，能夠解決的不過是市面上的錢荒，但解決不了市場上的糧荒。

不過有了足夠的金錢，起碼我們就多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手段。從去年的抗災結果來看，從海外輸入糧食的余地還是不少的。去年我們只是動用了朝廷控制下的海上運輸能力，但是民間的海上運輸能力和海外各國的海上運輸能力并沒有完全動員起來。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我們之前為了平衡物價，所以一直控制著國內的糧食價格，這些外國商船和民間商船覺得無利可圖，因此寧可空船入我大明港口，也不愿意去販賣遠處的糧食回來，因為這可能導致他們虧本。

所以，為了把這部分運力動員起來，朕以為有必要從現在開始調整糧食的價格，只有當糧食價格上升到有利可圖的地步，這些商人才不會空船而來。所以朕要求戶部名下的糧食局研究糧價上漲的空間，拿出上調糧價的手段來，郭尚書有沒有問題？”

郭允厚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錢謙益就有些擔心了起來，他向著崇禎說道：“經過了去年這樣的災情，今年的糧食價格已經不低了，現在又是青黃不接的時候，繼續抬高糧食價格，會不會提前造成市面上的恐慌。倒時豪門大戶惜售糧食，百姓買不到糧食的話，臣擔心這亂子會提前到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