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書袁可立在國是會議上的表態完全出乎于東林黨人的意料，會議結束之后，便有幾位官員想要上前攔住他，詢問他剛剛在會議上的表態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會議一結束，袁可立便匆匆離去了，根本沒有給這些官員機會詢問他?；氐叫滩康乃菍π滩康拈T房下了命令，除了本部官員因公事的求見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見。

袁可立的命令果然有先見之明，有一、二位官員就跟在他后面來到了刑部想要求見他，但是在門房的堅拒下，幾位官員磨蹭了半個多小時之后，終于還是悻悻而去了。

不過袁可立這天奇怪的舉動，在數個月后便被人揭發了出來。鹽引案結束之后，兩淮鹽場仿效長蘆鹽場改為股份公司制，袁可立的親族和其交好的河南鄉黨，都在這間公司內入了股份。

事后這些河南士紳還振振有詞的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道：“當初朝廷在河南查辦亂民案時，江南士紳卻趁機在河南收購土地，這些土地大多都在河南將要修建的鐵路線附近，這不一樣是乘火打劫么？他們現在不過是一報還一報而已?！?

這些事后爭執，不過也就是讓一些御史借機彈劾了刑部尚書一把，刷了刷自己的名望，并不能讓這些河南士紳們把吞下去的鹽業公司股份再吐出來。雖然到了近世，士農工商的界限已經不如國初那么涇渭分明了，但是士紳親自操持賤業，依然還是一個忌諱。

因此即便是現在朝中的官員有不少人出自商戶，他們從小到大也是絕不會去沾染家中生意，以避免被人拿住把柄攻擊，證明他們沒有踏入仕途的資格。至于家中的產業，不是掛在兄弟、族人名下，便是讓家奴、妻族去經營。

鹽業的利潤豐厚，大明朝上下人等都很清楚。但即便是宗室、勛貴，尚且不敢明目張膽的經營食鹽生意，那些江南士紳自然也需要通過鹽商轉一轉手，來為自己牟取利益。兩淮鹽商3千萬資本，一年9百萬的利潤，明面上看起來這些利益皆歸于鹽商了。

但是以每年鹽商獲得的凈利500萬計算，每10年就是5000萬的利益，兩淮鹽業的興起，是從1百多年前開中法廢止開始的，揚州經營食鹽生意的最久的鹽商家族，也已經歷經4、5代人了。

即便是當初這些鹽商家族拿出1萬兩銀子做本錢，以每10年翻一番的增長率計算，到了今天他們的資產也應該超過500萬兩了。畢竟直到現在，兩淮鹽業的產出依然沒能滿足市場上的需求。理論上只要資本不斷投入進去，就能不斷得到回報，直到市場需求被滿足為止。

但事實上，揚州鹽商雖然家資富饒，超過百萬兩家產的商人也就那么七、八人，倒是50-100萬兩之間的鹽商數量超過了20余人。而百多年前，在兩淮經營鹽業生意的商人，規模超過10萬兩的，也差不多有10多人。

由此可見，這百年以來，兩淮鹽業凈利的一半以上，是流入到了鹽商背后的宗室、勛貴和江南士紳手中的。但是在天下人看來，這鹽利卻都被鹽商們給吞下了，這便是兩淮鹽業的現實。

而河南士紳雖然在本省人口占據的比例較其他地區為大，但是出了河南之后，就沒有什么影響力了，且河南一向少有經商的傳統，是以兩淮鹽業雖然利潤豐厚，但是卻同河南士紳一向沒什么關系。

現在借著兩淮鹽引案的爆發，對兩淮鹽業重新洗牌，得到可以入股兩淮鹽業股份承諾的河南士紳們，自然立刻忘記了之前被皇帝教訓的苦痛。

建立在封建莊園經濟上的大明士紳階層，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團結一致的階層。畢竟封建莊園的實質，便是一個個獨立小王國。地主士紳在自己的小王國內，掌握著對底層百姓的生殺予奪的權力，但是他們之間一樣存在著弱肉強食的社會法則。

朝廷此次借著查辦河南亂民案，對河南各縣的士紳豪強進行了一次敲打，剝奪了不少士紳的土地，并直接流放他們去了海外荒島。除了剛開始時，一些在地方上橫行慣了的土豪劣紳，一度用武力對抗了朝廷的官兵。

但是當他們意識到，那些被他們召集來的莊丁，只能在平日里欺負一下鄉間交不上田租的老實百姓，對上朝廷的官兵只是去送死，且還會激怒現在的皇帝之后，這些河南士紳便立刻選擇了向朝廷屈服，然后幫助朝廷甄別，本縣有那幾家地主一向不遵從于朝廷號令，他們可以被沒收的土地大概有多少。

雖然朝廷最后會沒收這些田地的大頭，但是這些士紳也能借此瓜分剩下的田地，并且還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和財產?？梢哉f，大明的士紳地主從來就沒有具備過堅韌抵抗和團結一致的精神。哪怕鄰居家著了火，只要火還沒有燒到自己家，就算是借給救火著一個木桶，也是需要計算金錢的。

先不說這次朝廷給了他們一個進入兩淮鹽業的機會，就單單提一提那些江南士紳進入河南大肆購買土地，就已經先觸動了河南士紳的利益。有了這么好一個借口，他們又怎么肯把兩淮鹽業公司的股份交出來。

而因為河南亂民案和兩淮鹽引案兩件案子引發的風波，終于讓原本立場稍稍傾向于東林黨人的河南士紳，完全倒向了皇帝這一邊。大部分的江南士紳和河南士紳之間，也因此變成了互相敵視的關系。

當日皇帝在會議上當眾拋出的君、民、社稷一體論的觀點，第二天便上了大明時報的頭版，成為了京城百姓和讀書人之間最為熱門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