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九月初一，京城百姓關注的焦點，從年初的士紳大會，順天府改市政廳，京城各工坊招工的人數，終于挪到了黃金和白銀的兌換比例上來。

自大明開國初年，朝廷定過一次黃金一兩換白銀四兩的官方定價之后，此后200余年大明官方就沒有再發布過類似的貴金屬貨幣兌換政策。

一來是朝廷發布的兌換政策總是出于豐盈國庫的考慮，總是希望拿國庫中有余的物資去兌換民間的財富，很少考慮到民間百姓的想法。因此制定出來的貨幣政策總是不切實際，比如規定寶鈔一錠換白銀一兩或是銅錢880文。

這種近乎于掠奪民間財富的政策自然不會為百姓所認可，甚至往往激起了地方上的叛亂。而根據大明官場一貫的做法，激起民變不管是出于什么緣由，當事人都會被重重治罪，因此也沒有什么官員敢在貨幣政策上動腦筋的。

于是大明的貨幣兌換市場，最終成為了最市場化的商品經濟。黃金、白銀、銅錢的兌換比例，完全是依賴于民間商業貿易的交易實況。

不僅僅是大明南北地區，黃金、白銀、銅錢的兌換比例不一致，就算是相鄰的城市之間，貨幣兌換比例都有著微小的差距。物資充裕的地方，銅錢的價值就高一些，物資緊缺的地方，白銀的價格就貴一些。

而各地的銀錢兌換比例，基本上都掌握在當地的錢莊手中。同西方的早期銀行一樣，錢莊的前身就是金銀首飾店，他們在打造金銀首飾的時候，漸漸便發覺了黃金、白銀、銅錢之間的兌換有利可圖，因此開始出現了專營黃金、白銀、銅錢之間兌換的店鋪。

大明的錢莊興起于明英宗正統年間，當時寶鈔過量發行導致迅速貶值，朝廷不得已放開了對于用銀的禁令。由于光是銅錢就有制錢、私錢、白錢三種不同的區別，因此錢幣的兌換業務也就開始成為了大明百姓所需的民生行業。

到了嘉靖時朝廷大開鑄爐，錢幣名類繁多，單是制錢就有金背、旋邊等幾十種名目。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錢幣兌換業務的發展。嘉靖八年，民間私販銅錢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販賣銅錢。導致經營貨幣兌換業務的錢桌、錢鋪等“私相結約，各閉錢市，以致物價翔踴”。

于是到了萬歷五年，朝廷再次放開了對于錢莊設立的限制。大臣龐尚鵬奏準設立錢鋪，以市鎮中殷實戶充任，隨其資金多寡，向官府買進制錢，以通交易。從這方面來說，錢莊和銀行之間的界線只差了一步。

不過這一步大明王朝卻始終沒能跨過去，而各地錢莊則享受了原本應當歸屬于朝廷的鑄幣稅。到了天啟末年，民間的錢莊已成為一種獨立經營的金融組織，不僅經營兌換錢幣，還辦放款，供給簽發帖子取款的便利。

更有在兩地聯號的錢莊，發行可以在兩地匯兌的會票，成為了類似于紙幣的信用單據。此外，在江南農村，小規模的兌錢鋪、錢米鋪，為江南百姓提供春季貸款，秋季收米或棉花、生絲的業務，極大的活躍了江南地方的經濟。

不過等到了**銀行及另外兩家銀行成立之后，這些地方上的小錢莊不是被三家銀行所吞并，就是被三家銀行所擠兌退出了貨幣兌換的市場。而制定金銀銅和紙幣互換的比例，也開始慢慢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

銀、銅、紙幣之間的兌換標準，因為各家銀行網點的不斷拓展，因此是最先落入三家銀行手中的。但黃金和白銀的兌換比例，因為不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小額貨幣，因此受到銀行影響最小。

能夠用得到黃金和白銀交易的大宗貨物，一是海外貿易；二是鹽業；三則是絲綢、竹木和糧食。但是就集中度來說，又以前兩個行業最為主要。

因此當朝廷頒發了黃金法案，三大銀行想要把黃金兌換白銀的比例推到115的固定比例上時，他們遇到的最大阻力，便是江南的豪商和兩淮的鹽商。

依靠江南士紳支持的這些豪商，在海外貿易上被朝廷擠壓之后，自然是不甘心就這么認命的。但是他們苦于找不到反擊朝廷的機會，被朝廷招安的十八芝海盜集團牢牢的掌控著東南海域上的治安權，凡是非正常出海的船只都會被這些前海盜首領們所攔截。

按照剛剛成立不久的海關衙門的命令，凡是繳獲的走私船只，連船帶貨物拍賣之后，稽查人員可以先分到3成，然后還有其他獎勵。在這種高額獎金的刺激下，那些被招安的前海盜覺得，他們現在比之前當海盜的時候還分的多，還不用擔心被官軍圍剿，因此積極性比那些大明的水師高多了。

對于這些原本就不畏懼官紳的前海盜們，他們往日用在大明水師面前的伎倆就完全失去了效力。大明水師是經制之師，只要這些豪商背后的主人給他們主管的官員發張帖子，這些水師官兵那里還敢對他們的船只進行盤問。

但是這什么巡閱府、鎮守府，這些豪商們打聽了半天，都不明白這些被招安的海盜究竟歸誰管理。倒是聽說有個海商協會可以出面協調這些海盜們的行動，但是海商協會是真正可以同皇帝聯系的一個非官方組織，不是他們這些人可以施加壓力的。

而想要加入海商協會，就需要把用于海外貿易的資金來源說清，并承諾服從海商協會作出的公論。這兩個條件便硬生生的把這些豪商們拒之門外了，他們的資金來源顯然是不能說的，而他們也只能聽命于背后主人的命令，而不是海商協會的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