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王承恩從房間內離去之后，呂琦這才向前向崇禎匯報道：“陛下，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監崔文升同錦衣衛百戶崔應元，今日各有密折送到了。”

朱由檢頭也沒有抬便自然的說道：“念。”

呂琦立刻從袖中的暗袋中掏出了兩份奏折一一念給了崇禎聽，崔文升是紅丸一案的當事人，又同魏忠賢交好，再加上被天啟冊封為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監，干涉了文官的職權，因此當崇禎登基之后，崔文升受到的彈劾次數僅僅次于魏忠賢和崔呈秀兩名閹黨首腦。

有明一代，漕運事務先是武臣督運，接下來是設立漕運總督，出現文武兼管的局面。萬歷四十年，朝廷撤銷了漕運總兵官一缺，從此漕運就成了文官獨自管理的局面。

到了天啟時代，魏忠賢同文官鬧得不開心，生怕文官掐住漕運給自己出難題，于是便設置了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監一職，監管漕運事務。

漕運總督可以說是大明第一等的肥缺，每年漕運加上河道維護，總督府經手的資金就高達數百萬兩，但是漕運總督的年俸卻低的嚇人，從一品官擔任漕運總督歲俸銀僅180兩（二品155兩）。

是以，凡是擔任漕運總督的官員，不****是不可能的。著名的東林黨人李三才，從明萬歷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運總督長達12年之久，而他的家財被有心人統計后，高達400余萬兩，其中有多少出自漕運總督府的經費，也就不而喻了。

文官們花費了上百年的時間終于趕跑了武臣，從而獨立監管了漕運河道事務，對于天啟派出內臣監管自己，自然是不愿意的。更何況這位總督漕運的監管太監還有一段黑歷史，正好可以借來攻擊。

只可惜崇禎不是不諳世事的少年，出于后世的見識，他根本不相信沒有監管的漕運總督能夠管理好漕運和河道事務。讓一個年薪200兩不到的官員去管理一年數百萬兩的資金，還不準許朝廷另外設置監管機構，除非此人是海瑞還差不多。

但是大明朝200多年，也就出了一個海瑞。倒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比比皆是。天啟派出一名太監監管漕運和河道，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措施。只不過歷代皇帝派出內臣監管漕運和河道事務，都是時斷時續，并不是一個常設職務。

但是對于崇禎來說，他希望把這個職務固定下來，讓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監府成為一個常設機構。因為漕運和河道事務實在是過于重要了，在海運還沒有成氣候之前，漕運就是北京的命脈，一旦失去了控制，京城近百萬民眾和遼西、薊州、宣大的邊鎮，就會遇到糧食危機。

在這種狀況下，朱由檢自然不會去處置崔文升，換上一個對漕運河道事務一無所知的新手。不過為了安撫那些文官們，他還是任命了頗有聲名的兵部侍郎楊一鵬，替換了此前依附于魏忠賢的漕運總督。

當崇禎準備開啟南北海運時，自然也就開始對漕運事務進行摸底調查，準備作出一定的變革，讓朝廷更好的掌控這條南北經濟的命脈。想要對漕運進行變革，就必須要降低漕運在大明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否則一旦漕運中斷，改革也就難以維系了。替代漕運的備用方案，一個是上海到天津的海運，另一個則是從京城到武漢的鐵路建設。這兩個方案都需要3、5年的時間，才能分擔漕運的巨大壓力。

而在這段時間之內，朱由檢決定從漕運路線上漕丁下手，12萬5千正額漕丁加上運河各碼頭的苦力，漕運事務關系到的運河漕丁和苦力足足有數十萬之多。要是朝廷對漕運事務進行改革之際，這些漕丁被有心人煽動起來，對大明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

而且即便這些漕丁不被人煽動，平日里困苦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加上他們基本上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因此很容易就會被白蓮教之類的迷信組織所誘惑，又或者被那些民間會黨所操控。

地方官府對于一二十個漕丁大約還具有威懾力，但是一旦數百上千的漕丁抱團鬧事，這些官員們第一時間想的，便是寧人息事了。江南地區打行橫行于市，未嘗不是地方官員怕事退讓的表現。

而北京到南京之間，大規模的運輸人員物資，暫時還是只能依賴于這條運河。如果北方有事，而漕運被人所控制，這便等于崇禎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了別人。因此在對漕運事務作出改革之前，朱由檢需要先掌握大多數漕丁的思想狀態，最好是能夠控制在自己手中。

正是基于這一點的考量，崇禎才在去年中秋命令，被降級為百戶的崔應元前往臨清協助崔文升，于運河沿線各主要水陸碼頭建立碼頭航運工人協會，把各運河碼頭的苦力和漕丁組織起來。

而今日崔文升同崔應元兩人的奏折雖然分別到達他面前，但是其中內容卻都差不多。從通州到杭州的72路水陸碼頭，其中12處最大的碼頭已經建立了碼頭工人協會，入會人員幾達3000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