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奢安之亂快要接近尾聲時，四川宗室名下的土地，反而比叛亂前大有增長。而其中光蜀王名下的田產，便占了整個四川土地的十分之二、三。

最為富饒的成都平原，有近六成土地是屬于蜀王的。可以說，徐應元想要核實川、貴兩省的土地產權，實質上就是在調查蜀王的家產。

作為一名宮中太監，徐應元雖然不畏懼這些地方藩王，但也不愿意去惹惱他們，畢竟他們好歹也姓朱。真論起來，他們也算是他的主子。

領著崇禎命令前來四川的他，同樣不敢不盡心做事。畢竟他再怎么討好蜀王，也不能讓他返回京城去。

而且如果完不成崇禎交付給他的任務，恐怕今后他都無法再獲得皇帝的重用了。

徐應元在抵達四川之后，也不想過多的得罪蜀王，因此他只想著，能夠把那些因為叛亂變成無主田地的土地拿回一半，應當就足夠向皇帝交差了。

不過，那些吞沒了無主田地的宗室、豪族、文武官員，顯然不這么看。他們已經吞下去的土地，怎么可能這么簡單的吐出來。

因此一個以蜀王為首的，反戰亂中無主田地土地產權重新核實的龐大集團，就悄然出現了。

面對這個涉及了士紳、官員、宗室和軍隊的龐大勢力集團，初來乍到人單勢薄的徐應元，不得不暫時做了退讓，中斷了對田地產權核實的行動。

不過隨著西南都督府的建立，和對四川各軍的軍紀整頓，加上四川總兵侯良柱的輕敵冒進失敗事件引起的，對本地將領的清洗，使得四川的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

而剛剛上任的五省總督朱燮元，雖然曾經是四川官員，但是他對于川貴兩省的土地產權再核實一事，卻是持支持的態度。

有了朱燮元和新建立的西南都督府的支持，徐應元便重新開始了被中斷的土地產權核實行動。

被調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任教的四川總兵侯良柱，也是一個很識趣的人。當他意識到朝廷開始對四川本地將領開始清洗之后，便立刻向徐應元輸誠投靠，把自己吞沒了的田地交出了大半。

有了這位四川本地最高將領作出的榜樣，四川軍中將領們，也或多或少的退出了部分土地。

而川、貴兩省的地方官員、士紳豪族，也在朱燮元的督促下，拿出了一部分吞沒的田地，但是本地還有更多人盯著蜀王的舉動。

有些士紳豪族甚至公然宣稱，“蜀王和宗室退田，則他們也退。蜀王和宗室若是不退，那么也休想讓他們單獨退田。”

看到面前這種僵持的局面，徐應元不得不硬著頭皮去找了一次蜀王，希望他能為四川官紳做一個表率，多多少少拿出一些田地出來意思一下。

不過蜀王朱至澍并不樂意聽從徐應元對自己指手畫腳，且徐應元來到四川后，借成立西南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名義，從哪些土司手中收取了不少賄賂，他貪財的名聲同樣傳到了朱至澍的耳中。

在蜀王朱至澍看來，徐應元不過是朱家的一個家奴，尚且能夠撈取這許多賄賂，他一個貨真價實的大明藩王，為什么不能增加些田產，畢竟這個天下都是朱家的。

兩人心思各異，這場勸說自然也就不歡而散了。在蜀王朱至澍看來，就算是當今的天子，也要叫他一聲王叔，區區一個天子家奴，如何敢對自己不利。

但是他顯然搞錯了一點，同魏忠賢交好的徐應元，雖然不如魏忠賢那么好權。但是經歷過宮內權力斗爭的他，同樣不缺乏大膽一搏的勇氣。

徐應元很明白，像他這樣的宮中太監，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能夠像魏忠賢那樣發配鳳陽守陵，已經算是很不錯的結局了。

他自然不希望，皇帝交給他的第一個出京辦事的任務就搞砸了。特別是永寧大捷后，光是對獲勝各軍的賞賜，就是一個極大數字。

如果他不能讓蜀王朱至澍拿出田地來，恐怕各地處于觀望中的官紳，很快就會有樣學樣了。

正好，在永寧大捷之后，官軍對戰場進行清理，發現一部分叛軍的武器鎧甲，居然是出自蜀王名下的鐵匠工坊。

于是徐應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指控蜀王朱至澍通匪，把朱至澍軟禁在了蜀王宮內，想要讓朱至澍把無主田地給吐出來。張道濬的密折，便是說了這兩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