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南居賢坊位于東直門大街以南，因為東直門外靠近運河，因此坊內不僅有朝廷建設的新舊太倉、海運倉，還有各地商民自建的大小倉庫，自然這里也是外省商人居住最多的一個坊。

北京城雖然歷經金、元兩代的發展，在明代漸漸達到了鼎盛時期。但是這座坐落在燕山腳下，華北平原上的大都市，一直以來都是一座純消費型的城市。

而想要滿足這座龐大都城人口所需的各種物資，就需要從南方各省遠遠不斷的運來，是以京城又一直被人稱為，天下商貨匯聚之地。

北京城共有商業132行，其中本多利厚的行當有100行，而貼近民生的小本生意也有32行，在內外城游走的街頭商販更是不計其數。但是如此發達的商品經濟，本地人經商的卻不多，在京城經營商鋪的，大多是外省人。尤以江西、浙江、南京、湖廣、山東出身的商人數量居多。

而在崇禎之前，為了吸引外地商人來北京經商，以滿足京城居民的需求，官府在京城四門、鐘鼓樓、外城等處建立了大量的廊房，以招攬外地商人。

除了這些固定的廊房商鋪之外，北京內外城還出現了許多日期、場地固定的集市。其中最為出名的，有大明門前的朝前市、東華門外的燈市、城隍廟市、土地廟市。這些集市每到開市之日便沿街設棚，長的可達3里，短的也有2里。

開市之日，海外珍奇，各省商貨，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在這些集市上都能一一找到。而這一日的人流之大，甚至達到了車不能回頭，家人出行不能相顧的地步。但是這些內城集市上的商品價格都很昂貴，一般人都不敢問津。

除了這些供應平民所需貨物的集市外，還有專門供勛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消費的市樓，這些市樓不僅裝飾精美，內里寬敞，還專門設置了簾幕，以保證這些達官貴人的家眷們不被外男所沖撞。

不過到了崇禎二年，這些京城的舊商業格局就出現了變化。四海貿易公司在京城建設的超市，極大的沖擊了城內的各類市集。除了那些專門向達官貴人出售高檔用品的商鋪外，那些專門販賣各地土特產的商人，遭到了一個強大對手的競爭。

雖然北京是一座消費城市，但是以往這座城市的消費主力，還是以達官貴人和地方豪右為主，平民的數量雖然眾多，但是消費能力和消費的欲望并不強。

說到底，北京雖然看起來是一座大都市，但是它并不像蘇州、松江、杭州、寧波一樣，有強大的手工業經濟。北京城雖然有著10余萬工匠，但大多是為朝廷、宮內服役的苦力，并不為京城創造商品。

因此就這個時代來說，北京城更像是一座偽裝成城市的大鄉村，只不過分散在各地的大地主們集中居住在了北京，因此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座城市而已。

達官貴人和地方豪右的消費能力雖然強大，但是限于他們本身的人數規模，因此這種消費終究是有一個上限的。而京城內眾多的平民百姓，雖然想要消費，但是農業時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得他們可用于交換的剩余產品并不多。

更何況，居住在內、外城的大多數平民早就失去了土地，只能依附于朝廷或是替達官貴人服務獲取報酬，這種報酬一向都是相當低廉的。除了少數人因為獲得貴人的器重，得到了一個油水豐厚的職位，從而成為豪奴階層，大多數人不過是勉強能夠糊口的普通仆役罷了。

不過這種狀況，隨著崇禎元年的改革，朝廷和內府放開了對于工匠階層的人身禁錮，大規模投資興建城市建設，和建立了各種工坊之后，頓時有了很大的改變。

原本一名京城平民男子的月收入大致為1兩-1.5兩，萬歷年間大約可以購買2石-3石大米，勉強能夠養活一個五口之家。至于女子則接些縫補和洗衣的活計，一月大約能有0.2-0.5兩的不穩定收入。

是以，平民之家重男輕女之風盛行。不過京城到底不比其他地方，因為有著眾多達官貴戚的存在，因此對于奴婢的需求量一向很大。而作為大明的都城，不管是外地入京的官員、舉子、商人，都是遠遠超過其他地方的城市的。

因此京城外來人口中的單身男子比例一向很高，這當然也就促成了京城娛樂事業的極大發展。這些京城之中秦樓楚館的女子來源，一小半來自于外地，一大半倒是出自于京城百姓之家。

京城平民百姓家的女兒，到了7、8歲左右，便依照品貌的不同，不是典賣到大戶人家作為奴婢，便是送到了秦樓楚館中去，而市井百姓并不以此為怪異。反倒是那些因為貌不出眾，而無法為家中換取金錢的女兒，倒是常常被鄰里譏笑為賠錢貨。

然而即便是如此，生于京城的女子依然還是比其他地區的女子要幸運的多。因為此時便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松江府，溺女嬰的風氣也一直很是盛行。不僅僅在于平民百姓，就是貧寒的士人之家，也時有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平民百姓之間的嫁娶，在江南地區的行情，男子娶妻約花費40兩，而女子陪嫁則需要30兩左右。在沒有節育措施的大明，平民之家少的生有5、6個子女，多的則達到了10多個子女。

替兒子娶妻花費的銀子，除了能從陪嫁中貼補一二，還能多得一個勞動力。但是嫁出去的女兒，就等于是凈損失。即便是號稱富裕的江南百姓，也有些承擔不起女兒太多的負擔，那么大明其他經濟落后的地區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