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袁可立代表河南士紳的屈服，朱由檢著實沉默了許久，才對這位老臣說道：“如果是去年那些學生們沒有下去前，他們有這個態度，朕自然會樂于接受。

但是到了現在，燕京大學的學生們所帶回來的調查報告，已經讓整個京城的輿論沸騰了起來，就算是朕也不能輕易的，把這股對河南劣紳抨擊的風潮給壓制下去。

否則，民間的輿論和河南百姓的怨恨，豈不是要轉向朝廷，轉向朕？朕又何苦搬起石頭，卻砸了自己的腳。”

對于崇禎所說的推脫之詞，袁可立雖然心中半信半疑，但是口中倒是不管不顧的說道：“陛下乃是大明之主，只要陛下下了這道命令，天下百姓又有誰敢怨恨陛下呢？河南士紳同樣是陛下的子民，還請陛下憐惜之。”

房間內再次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看著今日豁出去同皇帝對峙的袁可立，站在皇帝身邊的王承恩更是連大氣都不敢出。

不過崇禎并沒有如他所猜測的，在袁可立的執著刺激下勃然大怒。沉思了許久之后，朱由檢才再次開口說道：“河南劣紳所干的大多數事跡，其實都可算是民事糾紛。只不過這些士紳仗著自己在當地的權勢，使得受害百姓無法獲取一個公道而已。

這些事情也不單單在河南發生，在大明各地同樣也時有發生，不過是程度輕重，事件多寡而已。發生這樣問題的根本就在于，我大明素有皇權不下鄉之說，除了征稅和征發徭役，還有大明律規定的各項內容之外，地方官員對于百姓之間的糾紛，只要不出人命就不會插手。

而百姓之間的大多數糾紛，通常不是由鄉老里長主持調解，便是由地方士紳進行評判對錯。就比如佛山士紳組建的嘉會堂，管理著地方上的大部分事務，即便是當地的南海縣也要尊重這些士紳作出的公論。

當然朕并不是說地方士紳管理地方事務，便是想要欺壓鄉鄰，巧取豪奪百姓的田產、子女。但是，除了佛山嘉會堂主持地方事務尚有些成績之外，大多數的地方士紳都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土皇帝。

他們對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百姓，除了不能明目張膽的取人性命之外，基本上沒有什么不能做的。一個縣有多少名士紳，便有多少獨立王國。

以往朝廷威嚴尚在時，這些士紳還知道收斂一些行跡。但是大明現在內憂外困，這些士紳在地方上的行為就更缺乏監管了。

以現在這種情況，想要以中樞的權力去壓制地方劣紳的惡行，無疑是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的，朝廷暫時沒有這個力量。但是挑出幾個重點地區殺一儆百，朝廷還是能夠做到的。

原本朕是希望能夠借河南之事，清理士紳中的敗類，以震懾天下不法之徒。免得有人趁著大明內憂外患之際，生出什么不應該有的想法。”

雖然崇禎說話的語氣格外生硬，但袁可立的面色卻始終如常，安靜的聽著崇禎的看法。對于今日他求見皇帝，替河南士紳出頭求情，他其實并不是沒有底氣的。

正如崇禎所，今日大明所面臨的局勢實在是危如累卵，稍有不慎便是天地翻覆的危機。民間從萬歷朝時就有謠流傳，說大明亡國的時間已經不遠了，甚至有不少士大夫都對此深信不疑。

袁可立自己是支持變革的，他同樣認為大明朝如果再不進行制度改革，恐怕就真的要積重難返了。但是他反對崇禎現在推行的改革政策，他認為這實在是過于激進了。

大明現在就像是一個得了重病，只剩下一口氣吊著命的病人，但是崇禎和黃立極開出的不是固本培元之方，反倒是一劑虎狼之藥。

在袁可立看來，要是不改革大明大約還能撐上幾十年，但是這一改革，就逼得天下士紳都站到朝廷的對立面去了，地方上失去了這些士紳的**，還不要亂成一團嗎。

更何況，崇禎所依靠的，推行改革的大臣們，除了徐光啟這些技術官僚之外，便是黃立極、吳淳夫這些前閹黨成員。看到這些人主持改革大局，袁可立便對改革的成果有些悲觀。

比起大多數士大夫來，袁可立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很清楚大明的統治，實際上便是皇帝同官員士紳坐在同一條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