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心素剛剛離開，徐省聲便帶著一大包內府工部局的資料向崇禎匯報了。經過了這一年來的發展，內府名下的工坊和文思院名下的各機器制作研究所，都已經開始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

紡織業、蔗糖業、采礦業、煤鐵聯合體、水泥、制磚、玻璃制造業，加上造船、鐘表、馬車、紡織機器、齒輪切削等零部件加工制造業。光是內府名下的這些工坊，擁有的產業工人就已經超過了15萬人。

而以上這些還不包括，從京營、衛所兵轉化而來的建筑工人，還有鹽丁轉化的鹽業工人，及漁業工人。

這些工人去年創造的平均產值是125元，也就是說，光是以上產業就創造了近1900萬元的財富。雖然這個數字同大明的農業產值相比，看起來不值一提。

但是對于宮內原來的二十四監組成的內廷來說，這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往日這些宮中太監被皇帝派出到地方斂財，就算是搞的天怒人怨，一年也不會超過4、500萬兩的收入。這些收入送回宮內時，最多也就剩下了一半。

而且為了收取這些稅款，內廷還成為了天下士紳百姓的仇敵，鬧騰的厲害的稅監，基本上就沒有得到善終的。

雖說宮內太監們同外朝相比，算是最為效忠皇帝的存在，但是他們也是人，除了極個別的存在，大多數人還是會有普通人應有的情感。你不能夠指望一群明知道沒有未來的人，為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做出犧牲。

如果有一口安穩飯吃，誰又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博取幾年的人前風光，同外朝的文官相比，宮內的首領太監能夠善終的概率實在是太小了。

只不過以前是沒有辦法可想，如果不拿出性命來博皇帝的賞識，就算是在宮內也一樣吃不到一口安樂飯。所以一旦得到了出宮辦事的機會，這些太監們就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氣，想要在一次辦差中撈取足夠的金錢，好為以后出宮辦事打下基礎。

在這種急功好利的情緒指引下，把好事辦成壞事也就是民間百姓對于這些太監們的主要印象了。有了這些太監們固澤而魚的手段，地方士紳清流才有煽動民意，反對中官出宮監督地方官員的基礎。

而現在就不同了，宮中投資開辦的這些產業，只要好好經營下去，比起指著富室的宅邸挖礦勒索，不僅安穩而且收益也高。而且，這些產業的存在，也讓沒有退路的首領太監們看到了出路。

在崇禎對宮內太監、宮女的分流思想下，除了一大部分底層的太監宮女被遣散安置到了各產業內。還有一些頗有錢財的首領、管事太監，也借著這個機會急流勇退，或是弄了一個分管的事務，或是依附這些產業自己開設商鋪去了。

這也是，在這一年內宮內人員裁減到7700多人，但是宮中反對的阻力卻不大的緣故。就連萬歷皇帝、泰昌皇帝遺留下來的一些不重要的妃嬪，也在崇禎的默許下，移到了宮外安置。

在這種大刀闊斧的縮編下，宮內今年的支出已經不及往年的一半，但是存留下來的中下層太監、宮女們的待遇，反而有了小幅的上升。而這也是，為什么內廷的改革能夠不斷的推行下去的根本原因。

而在表面上，這種變革不過是按照一朝天子一朝內臣的潛規則，對宮內24監組成的內廷舊格局進行清洗替換的新方式。只不過崇禎沒有選擇以往帝位交替的平穩方式，而是對內廷采取了不信任的全面清洗變革而已。

對于連續兩任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崇禎在私下就發表過某些不負責任的猜測。因此不管是內廷還是外朝，都不敢明目張膽的阻擾崇禎對內廷的變革清洗。畢竟大家都不愿意成為崇禎的懷疑對象，這種事情沾上一點皮毛都有可能身死族滅，他們顯然還沒有達到犧牲小我，成全眾人的精神。

對宮內24監的清洗、人事調整的差不多了，朱由檢便開始把目光放在了如何提高內廷的行政效率上面。除了某些情報了解和產業控制上，他并不打算按照以往的慣例，讓內廷成為對外朝文官集團的掣肘機構。

從成祖建立內廷的框架開始，歷代皇帝就不停的增加內廷的權力，試圖用來平衡權力越來越大的外朝文官集團。但是這種基于權力斗爭上的平衡理念，在實際操作中根本沒有辦法達到權力平衡的作用。

到了中后期，內廷和內閣中的部分官員相互勾結，就完全控制了朝政，就證明了這套權力平衡方式并不可靠。

歸根結底在于，內廷的權力完全來自于皇帝本人，而外朝同樣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運轉良好。讓內廷去牽制外朝，無疑是用自己的左手攻擊自己的右手，除了浪費行政效率，還造成了皇權和士紳階層的對立，從而直接削弱了皇權的統治基礎。

內廷和外朝斗爭的越是激烈，皇權也就越是衰微。天啟時代，魏忠賢同外朝部分文官勾結，從而讓內廷徹底凌駕于外朝之上，在表面上是取得了極大的勝利。

但實際上，控制了京城的閹黨，完全失去了地方上士紳階層的支持，特別是江南地區的士紳官僚。地方上稅賦的拖欠和拒繳，便是這一矛盾激化的表現。

事實上即便是天啟沒有出什么意外，魏忠賢這套依靠對士紳官僚罰款，來維持大明財政運轉的經濟方式，也是難以維系下去的。

畢竟按照大明的征稅方式，大明最小的社會單位并不是到納稅戶，而是每個縣大大小小的地主縉紳。這些地主縉紳承擔了，從農戶到縣衙之間的權力承接關系。否則以每個縣不過10來人的朝廷官吏編制，哪里承擔的了一個縣數千、數萬人口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