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崇禎用完了晚膳之后，袁崇煥、柳敬亭帶著林丹汗的使者，還有順義王卜石兔、鄂爾多斯部的薩囊徹辰、右翼其他各部首領共計3、40人，及隨從護衛騎兵3、500人進入了京城的消息，便傳遞到了他面前。

朱由檢仔細的詢問了王承恩，得知已經把這些人安置在西城的會同館后，他才放心了下來。他稍稍想了一會，便對一邊的呂琦吩咐道：“明天一早朕開完內閣會議之后，你去把柳敬亭和袁崇煥召來，朕要見見他們，就安排在武英殿…”

翌日，在文華殿崇禎的私人辦公室內，黃立極、郭允厚及戶部度支司郎中王淵思正在向崇禎做一個簡單的匯報。

王淵思雖然手上拿著一本記事本，但是他的眼睛卻極少往上面掃去，一串串數據熟極而流的從他口中冒了出來。

“…自紙幣、銀幣、銅輔幣推出以來，戶部對于這三種貨幣的流通狀況做了跟蹤調查。以作為同原先在市場上使用的金、銀、銅錢的流通狀況作為對比。

根據以往戶部存留的數據，過去市場上的交易中，使用金塊作為支付手段的記錄，大約在8%之間，而使用銀兩交易的記錄大約為54%，使用銅錢交易的記錄大約為38%。

如果以金額計算，金塊交易的金額占總金額的15%，銀兩占62%，銅錢占23%。年初推出紙幣之后，九邊各鎮都采取了紙幣、銀兩各半的軍費供給，而遼西、薊州兩鎮因為實施了軍管，采取了強制推行使用紙幣的方式，因此紙幣在當地占據了90%以上的使用量，

而在其他區域，山西的紙幣流通占據了大約當地44%的市場交易金額，陜西大約是24%，河南17%，山東21%，北直隸45%，蘇、松、常、嘉、湖地區約39%。以單個城市論，則京城和上海縣的紙幣使用量最高，幾乎達到了70%。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京城最近三個月的市場交易中，除了15%的銀幣，7%的銅輔幣，銅錢的交易金額已經下降到了10%以下，而剩下的交易均以紙幣結算。

另外蘇、松、常、嘉、湖地區的紙幣使用率之所以在39%，主要還是該地區銀行網點不夠密集，而投入的紙幣數目也不足的緣故。

根據度支司幾位同僚的詳細計算，臣等認為紙幣在以上這些地區能夠被百姓接受的原因，并不單單是因為，銀行有足夠的白銀儲備可以隨時兌換市面上的紙幣。而是因為紙幣可以在市面上買到，那些商人所需要的貨物。

在北方主要是棉布和糧食，在南方則是棉紗、各種玻璃器具、蔗糖和金屬制品。根據我們度支司的統計，今年作為商品進行長距離運輸販賣的糧食，大約在1100萬石左右，其中8成以上的糧食來自于湖廣行省。

因為戶部今年設立的糧食局對糧食貿易進行了管制，因此有接近600萬石的糧食在朝廷的政令下，流向了陜西和山西地區。

而作為商品進行長距離運輸販賣的棉布，大約在1500萬匹。其中8成來自于蘇、松、常、嘉、湖地區。

今年北方產棉479萬擔，其中山東占六分，河南占兩分半，河北占一分半，折成凈花約119萬擔，加工成棉紗大約為89.25萬擔，其中有半數棉紗運往了上海。

運往上海的棉紗，一部分是以支付加工費的形式，聘請當地織工織成布匹，或是用棉紗折換布匹；而另一部分則是直接在市場上出售了。

由于北方市場上糧食的8成，棉布的6成控制在朝廷監管的商人和商號手中，所以紙幣的流通基本上還算穩定，沒有出現驟升驟降的局面。

而南方的紙幣流通，則完全是依靠市場自發在調節。同紡織業相關的商人愿意接受紙幣，但是其他行業的商人就很難確定了。

特別是鹽商、木商和典當商，這三種行業的商人因為資本雄厚，加上同朝廷掌握的原物料沒什么交集，因此并不樂意接受紙幣…”

黃立極有些奇怪的問道：“這些紙幣不是可以拿到銀行中去換取現銀的么？為什么他們不樂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