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黃立極心事重重的離開了乾清宮時，崇禎讓人撤去了面前的糕點，從邊上拿出了一張白紙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從筆筒內取過一只已經削好的鉛筆，一邊在手上繞著，一邊在思索著要寫些什么。豐川草原上的這一仗，固然讓大明上下頗覺揚眉吐氣，對于陣亡將士的撫恤，立功人員的獎賞，內閣諸臣也毫不吝嗇。

但是崇禎總感覺缺少了些什么，讓大明百姓把這場勝利和自己聯系起來。這并不是他想多了，而是他對于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了解了。

明軍在遼東被建奴數次擊敗，丟失了大半個遼東不說。有數萬明軍將士，數十萬遼東百姓死于建奴之手。還有數十萬遼東百姓流離失所，數十萬遼東百姓淪為建奴的旗下奴。

但是在遼東以外的大明地方，除了一部分文人士子嘲諷遼**軍的無能，和要求追究哪些官員應該為這些失敗負責之外，各地的百姓對于遼東百姓的苦難除了些許同情之外，便毫無感覺的正常生活去了，似乎他們聽到的這些故事，都是別人家的事一般。

也正因為如此，當朝廷加派遼餉之后，各地的官員百姓，不僅不認為這是為了保衛這個國家需要共同負擔的責任，反而老大不樂意的認為，自己是在替那些連家園都守不住的遼東難民出錢。

正因為他們心中如此思想，所以逃入關內的遼東難民反倒成了關內百姓的歧視對象，而江南官員更是把拖欠遼餉，當做了給地方百姓爭取福利的善政。

在崇禎眼中，他所面對的大明并不像是一個國家，倒像是一個松散的官僚士紳聯盟。每個地區的官僚士紳，只對本地區的公共事務有著一般程度的熱忱。對于本地區之外的事務，則表現的漠不關心。

比如在他看過的記錄中，河南某縣發生蝗災，該縣縣官采取的方式，便是號召鄉人把蝗蟲趕去臨縣。臨縣縣官為此問責他，這名縣官居然嘲笑對方可以把蝗蟲再趕回來。

像這種以鄰為壑的事情，在大明人的眼中簡直是習以為常，并不感覺有什么不對。單是對崇禎來說，這在后世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事情。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這個時代就是一個神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才是大明社會的正常現象。

崇禎曾經很詫異于這種社會現象，一個把孔孟之道掛在嘴邊，幾乎每個文人都會念上一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國度里，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狹隘的地域、宗族、鄉黨觀念。

需知后世的公知精英還在時時鼓吹，要向這個時代學習，恢復鄉賢治國的傳統文化呢。難道所謂的鄉賢，就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嗎。

百思不得其解的崇禎，選擇了后世最為普通的方法去了解，就是派人下到一個縣內進行全面的經濟和社會調查。

這次社會調查，動用了近百名人手，在半年多的時間內獲得了近十萬頁的調查資料。讓崇禎對于大明的一個普通縣，終于有了一個較為直觀的了解。

這些調查資料雖然紛紜繁復，但是如果用他所學過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去解析，一個縣70%的土地掌握在了該縣10%的人手中，該縣20%的人掌握20%的土地，該縣35%的人掌握了10%的土地，剩下35%的人口就屬于沒有任何土地的存在。

不管是鄉黨、宗族還是地方上的公共事務，都掌握在最上層的10%的人口手中。而這些人中的領袖人物就叫做縉紳。

對這些縉紳來說，他們家族所在的這個地方，便是一個龐大的莊園，而縣內的人口便是這個莊園內被奴役的對象。

不管他們在自家的莊園修橋補路還是救災施藥，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讓這個莊園能夠維持下去。只要這個莊園能夠存在下去，他們所投入的一切，都會以各種形式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

但是離開了這個莊園，那就是別人的地盤。別人遇到困難了，他們去支援，是不會得到任何回報的。反倒是趁著別人落難，或是購買土地，或是吸引人口，壯大自家莊園才是正常人的想法。

也正因為如此，限制人口流動，主張禮制綱常的社會秩序，才是這些鄉賢們極力主張的圣王之制。

簡單的來說，就是上等人永遠是上等人，下等人永遠是下等人。下等人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侍奉上等人的生活，如果下等人一不小心繁衍的過多了，就應該乖乖呆在家里餓死，而不是想著要逃離這莊園去尋找自己的活路。

所以不管是道德還是法律，都不過是統治者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建立的枷鎖罷了，前者是精神上的枷鎖，而后者是肉體上的。

就目前而，如果不能改變土地這個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無法對大明的社會財富進行合理有效的分配。在明末這樣社會矛盾激烈的時代，最終人民會自己武裝起來，用暴力掠奪上層官僚地主手中的土地，按照他們的意志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

對崇禎而，以他現在的能力，顯然是無法以溫和的方式，把這個國家的土地重新分配一遍，以緩和目前激烈的社會矛盾。讓大明百姓通過認同朝廷政策，從而慢慢轉變為國家的認同。

不過采用宣傳的方式，讓百姓去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從而吸引一批想要改變現狀的人員聚集在自己身邊，還是很有必要的。